今年春節，老伴生病住院，我心情焦慮不安。這是幾十年來頭一次遇到的。但一二十人的大家庭，四代同堂，有的從外地特意趕回家來，作為一家之主，我無論如何要強打起精神，安排大大小小把年過好。最終的情況表明，從大年夜到年初五，從一家老少的情緒看，覺得這個年過得還說得過去。 過年，不同年齡段的人，有不同的情趣，這很自然。像我，特剔看重友情，因為我們這代人，幾十年來，雖說不上經歷血與火的考驗，但從那個極不平凡的年代一同走過來，忘不了啊?，F在，互聯網通信極其方便。每逢重大節日或事件，打個電話，或發個短信，馬上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感。 節前，接到一個從深圳打來的電話。后經了解，原來是位北京的朋友，三十余年沒有見面了。他年前到深圳和兒孫們一起過年，轉彎抹角打聽到我的電話。撥通我的手機，我聽到那頭傳來“我是當年國家體改所的老何”——我聽了便說：“您甭說了，您是××兄。您怎么改行跑到深圳去發財了？”我仍舊是老印象，北京的朋友跑到深圳去，十有八九是去找發財門路的。 “發什么財呀？今生我發不了財了。當年我從美國留學回來，面前確有兩條路可供選擇，一條是搞本專業金融投資，合伙開公司。有諸多的優越條件，您知道的。如果順著那條路走下去，說不定我早就是億萬富翁了。另一條便是最后選定的這條路——進體改所，用我所學所思所想，反思‘文革’，為改革開放探路，為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，盡早走出困境，奉獻一點微薄之力。事情的過程和最終的結局，您基本上是一清二楚的，無需贅述了。這可謂中國之命運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，不可不服呀?！?聽他說到這里，我不由回想起當年活躍在改革開放一線的那些年輕朋友，他們受過高等教育，熟悉國內外情況，壯懷激烈，虎虎有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玩命地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探路。我對他們心悅誠服。佩服至之。 他們每次開討論會，我常主動湊上去幫助做些后勤服務工作。爭取個旁聽位子，好靜坐在那里聽聽，讓自己從中了解些情況，增加點新鮮知識。如果說，我對改革開放過程的是非曲折，有一點大致的了解，可以說，大多是得益于那段時光與他們的交往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把八十年代稱之為中國改革開放一座社會大學，是毫不為過的。 電話那頭繼續傳來他的話語：“改革開放后來遇到的一系列問題，諸如，權力尋租而出現愈演愈烈的官倒腐敗成風，以至發生改革轉向，開放受阻，集權與壟斷加劇，外部環境受阻，國際環境難以容納，科技與人才交流受阻，出現目前這一系列內外交困，現在回頭想想，都在意料之中。都不是偶然性，而有它的必然性?！?他說：打開國門，放眼世界，實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，必然會伴隨思想的解放，沖破“文革”中大樹特樹起來的極左教條，實質是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，必然會對它加以抨擊鞭撻和批判，以至出現“西單民主墻”之類的激烈行為，同時出現方勵之等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。 實際上，思想的解放，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會沖擊到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和利益，不可避免地必然會遭到他們的強烈反擊。于是，在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”的旗幟下，發動全國上下，針對方勵之等人的言論集匯編，開展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。而且一再強調，改革開放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，這兩手都要硬。不惜動用全國人大的權力機構，用立法的形式，取締毛主席當年竭力提倡的大鳴、大放、大字報、大辯論（簡稱“四大”）。這實際上停止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所有進程。由此，使思想政治戰線上的博弈更加尖銳化。大學里發生學生甩小瓶。使黨內和社會矛盾加劇，以至先后擼掉了兩任總書記，直到爆發震驚世界的那場風波動亂…… 說到這里，他剎住說：“不好！本是向您老兄拜年的，我卻講了這么多廢話，有失體統，有失體統！” 我連忙說：“哪里。情意無價，得教非淺！” 他最后說：“節后，我應邀出國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，順便去看看女兒女婿和外孫女，差不多個把月時間?；貋硪欢ㄈツ莾嚎茨??！?臨了，他還出了一個題目。他說：“老百姓包括一些年輕人，看似失去對一切政治活動的興趣，甚至電視節目也不看，只關心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一點。這看似是個極平常的問題，卻蘊涵著深刻的道理。要求生活好，就要解放生產力。而生產力構成中最活躍的因素是人的因素。換句話說，解放生產力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，首要的是人的因素起著決定的作用。而人的解放，又必然回到民主、自由、平等這些話題上來，說白了，建設社會主義，最終繞不過人的解放這道坎呀。生產關系適應不適應生產力。上層建筑適應不適應經濟基礎，一條最重要的標志，就看人有沒有積極性。說句老實話，就我的觀察和研究，綜觀百年世界工運史，如何真正解決全體人民的積極性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，至今仍是個探索性課題…… 下次見面，就作為我們談話的趣題，您說好嗎？” 電話在依依惜別中掛了。 過后，連續幾天我在想，友誼誠可貴，但我已成明日黃花，再也招不回昔日的熱忱，甚至不愿進入這是非之地，說白了，至多只能拭目以待而已。